强厄尔尼诺逼近，澳洲恐现极端干旱和山火！专家吁政府做好预案（组图）

两只羊走过干旱、干裂的土地和热浪蒸腾的景象

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达到强至非常强的级别，这意味着澳洲南部和东部地区冬春两季出现更炎热、更干燥天气的概率随之增加。

干旱、水资源短缺以及危险的火灾季节，都将更有可能到来。

提前做好准备固然合理，但这一事件的最终强度目前仍未能确定。

对政府部门、农场主和土地管理者而言，这构成了一种两难局面：等待下去可能面临准备不足的风险，立即行动又可能让准备工作付诸东流。

计划性烧荒的时间窗口、水权分配截止日期以及农作物播种决策，都必须在预测明确之前做出。

面对这类决策难题，最好的方法是分阶段推进干预措施——先从低成本、低风险的行动入手，同时为最坏情况制定应急预案。

为何当局忧心忡忡？

气象预测人员预计，厄尔尼诺进入春季后将持续增强。

不过，强烈的厄尔尼诺现象并不总意味着澳洲将遭遇更恶劣的状况。

1997至1998年的超强厄尔尼诺现象期间，澳洲大部分地区降雨量接近平均水平；而强度远低于此的2002至2003年厄尔尼诺现象，却助推了严重的千年干旱。

印度洋偶极子（IOD）这一气候驱动因素，既可能加剧，也可能削弱厄尔尼诺对澳洲的影响。

目前尚不清楚它会朝哪个方向发展，不过模型显示，进入春季后它可能从中性转为正相位。若真如此，出现危险级别极度干旱的概率将大幅增加。

2018年和2019年，这两个气候驱动因素曾相互叠加，在黑色夏季山火爆发前引发了剧烈干旱。

2023年它们再度叠加，导致澳洲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干旱的3个月。

到今年7月底或8月，我们就将知道它们是否会再次叠加。

从被动反应到主动作为

合理的做法是设定行动阶段，根据需要逐步加强应对，而非一味等待确定性出现。

州政府的干旱应对措施，大体就是按此结构设计。

然而，联邦层面却一贯依赖在干旱加剧时临时拨款，而非及早构建抗旱韧性——这导致乡村社区面临更差的结果，也承受着更高的应对成本。

对澳洲山火应对的批评同样如此。近期一项独立审查发现，联邦灾害资金中仅有7%用于灾前降低风险和增强备灾能力。

那么，分阶段推进的做法究竟应是什么样？

2019至2020年黑色夏季的滔天大火，发生在厄尔尼诺与印度洋偶极子重合之后，也暴露了灾害应对中的种种缺陷。

第一阶段：低无悔度行动

有些行动可以毫无顾虑地推进，因为它们成本极低，却能显著增强应变能力。具体包括：

• 为州一级的志愿消防员培训和资质认证提供充足资金。志愿消防员承担了澳洲大部分的灭火工作，但该领域长期资金不足。

• 建立全国性干旱预警系统。

• 消除法律障碍，允许原住民土地拥有者大规模实施传统文化烧荒。这种做法有望以远低于现有方法的生态成本，实现同等的助燃物减量效果。

• 建立国家层面的消防人员、设备和空中资产登记册。这是2020年山火皇家委员会提出的建议，至今仍未落实。

• 扩展现有的农业咨询服务机构，涵盖财务咨询、播种决策和牲畜饲料规划等方面的地头指导。

第二阶段：准备就绪

若正的印度洋偶极子相被确认，当局就应将重点转向那些眼下因针对性过强或成本过高而难以启动、却又过于重要不能在危机中临时拼凑的行动。

这些行动可包括：

• 增加负责干旱和山火应对机构的人员配备和备勤状态。

• 将干旱救助与实际观测到的灾情挂钩，使援助能在数周而非数月内到达农场主手中。

• 尽早强化联邦对乡村心理健康的支持。目前这类措施需要在灾后评估并获总理签署后才能启动。

• 提前确认空中灭火能力、跨州应急通信及国防军潜在部署安排。这将避免黑色夏季期间那种被动混乱的局面重演——当时超过60架消防飞机需在危机中从海外紧急采购，互不兼容的无线电系统导致不同州的消防队无法直接通信，国防军部署也仅在公众持续数周施压后才得以实现。

• 在火灾季节来临前，为医院提供更精准的空气质量预报，以便为呼吸系统疾病激增做好准备。

• 建立并资助更多由社区主导的网络，例如红十字会设立的社区主导韧性团队。这类网络对有效的灾害应对和恢复至关重要，却常被排除在正式的应急管理规划之外。

2019至2020年黑色夏季期间，澳洲国防军被调派协助灭火。

灾害期间及灾后

提前做好规划，意味着当局无需在压力下临时搭建应对能力，只需启动既定机制即可。

各州使用其事件控制架构，将警察、消防、急救和国防军统一纳入同一条指挥链。

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将释放早已商定好的法律权力和资金渠道；疏散令则通过经过测试、证明有效的公共预警系统发布。

同样的逻辑也贯穿于恢复阶段。快速灾损评估团队确定各地所需，为第一波财政救助提供依据——向失去住所、生计或收入的人发放一次性紧急补助和短期收入援助。

恢复中心作为单一联系窗口开放，使受灾居民能在一处地点同时获取补助金、咨询、保险指导及实际帮助。

不做规划，就等于是在规划失败

毫无准备、临时拼凑的应对方式并不会让所有人均匀地遭遇失败——它只会惩罚那些承受能力更弱的人。

一位拥有稳定水权的富庶灌溉户，远比依赖波动剧烈的临时用水市场的农场主更能抵御一个坏年景。

同样，原住民社区一再报告称，他们被排除在灾害规划之外，并在灾害响应期间遭遇不友善的对待。

澳洲人对自然灾害并不陌生。

我们始终未能做到的是：持续规划分阶段的应对方案，并在一场大规模事件看似可能性很高时便立即着手，而不是一直等待到完全确定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