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财长遭质疑：新版资本利得税实际税率或飙至85%

上周该法案获得通过前，联邦财政部长在6月22日星期一的质询时间中被问及：能否说出一个实际资本利得税税率高于澳洲的国家？

财长在回应中指责反对党领袖在比较实际税率与名义税率时“不诚实”，尽管这一问题本身并未隐含这种比较。讽刺的是，他随后也玩起了类似的文字游戏，把财政部一项高度假设性的澳洲名义资本利得税估算值，拿去与其他国家做比较。

政府通过虚假程序进行了一次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驱动的税收掠夺，这令人遗憾。

比较各国资本利得名义税率时理应谨慎，因为真正影响投资者的是实际有效税率。但若要与其他国家的税制进行横向比较，这一步或许在所难免。

按财长的说法，在新体系下，适用47%边际税率的纳税人平均名义资本利得税率约为21.4%（实际税率仍为47%）。但这一数字更像是最低估算值而非平均值，实际应缴税款往往远高于此。

财政部的估算基于一项年回报率5.1%、为期10年的投资，这与澳交所200指数的回报率大致相当。但关键问题在于，它假设所有资产的表现都始终跑赢通胀，从而能够充分享受通胀指数化的好处。

这一假设显然脱离现实，也正是股票投资者对新规最感不满的原因。财政部在预算文件中却辩称，原先50%的资本利得税折扣整体上对股东补偿不足，暗示投资者理应欢迎新体系。

新体系真正的问题出在资本利得未能跑赢通胀的情形。它对名义总资本利得征税，而非对净实际资本利得征税，因为不允许用实际亏损抵扣实际收益。

对于单一资产且跑赢通胀的投资，这一规则没有影响——这也是财长唯一举出的例子，因为单一资产的总资本利得和净资本利得本就相同。

然而，这一规则对分散化的股票投资组合影响明显。通常有不少股票表现落后于通胀，而这部分实际亏损却无法被用来抵税。届时，32%至47%的税率区间只是适用于实际资本利得的最低值，而非上限。

如果以一个复制澳交所整体表现、约35%股票跑输通胀的投资组合为例——这大致是过去10年的平均水平——21.4%的名义税率估算将攀升至33%，远高于财长的说法，也使澳洲的税率远超英国（24%）和德国（28%）。

这一税率同样高于法国的股票税率（30%），与爱尔兰（33%）持平，且高于丹麦双税率制中的低档税率（27%和42%）。33%的名义税率相当于约65%的实际有效税率，远高于澳洲对劳动收入征收的最高税率。

为理解其中的计算逻辑，可以设想一个10万澳元的投资组合，产生了5000澳元的名义资本回报，但这些收益仅来自组合中65%的股票，通胀率为2.5%。经通胀指数化调整后，成本基础增加1625澳元（65,000澳元的2.5%），于是该组合被要求就3375澳元的“实际收益”纳税，而其真实的实际收益其实只有2500澳元。

澳洲即将实施的这一资本利得税体系最独特之处在于：投资组合中收益越集中，实际有效税率反而越高。这种情况在投资组合偏向高风险、高增长资产时尤为常见，因为收益分布往往更加集中。

若重新计算上述场景，假设收益仅来自20%的持股——这在偏重风险资产的分散化投资组合中相当普遍——那么2500澳元实际收益应缴税款将升至2115澳元，实际有效税率高达85%，对应名义税率42%。

值得注意的是，35%的股票资本回报跑输通胀这一估算可能还偏保守。Hendrik Bessembinder近期一项针对美国市场的研究显示，从长期来看，多达60%的美国股票资本回报跑输通胀。

若采用这一比例，再套用回报率为5%的投资组合模型，实际收益的有效税率将达到75%，对应名义税率38%——已超过丹麦（双税率制下）的全球第二高平均税率。

Chris Brycki、David McMahon和Robin Dods等资深投资者也持相同看法。他们基于历史股价回报，对数千种不同股票投资组合进行了多轮蒙特卡洛模拟，结果显示：新体系下资本利得的实际有效税率将落在55%至80%区间，且投资组合越偏向成长型资产,税率越高。

财政部在预算文件第四项中承认，固定的资本利得税折扣确实存在“对高增长投资征税过低、对低增长投资征税过高”的问题——这一点不假。但财政部并未说明，高预期增长通常伴随更高风险，回报本身也难以事先预测。

事实上,“对高风险高回报投资征税偏低，对低风险低回报投资征税偏高”，在统一税率或固定折扣的资本利得税体系下，应被视为一种优点，而非缺陷。

新体系恐将严重削弱散户投资者的风险承担意愿，迫使资金大举流向自住房产、养老金、定期存款等低风险资产，以及偏重派息而非成长的股票。考虑到澳洲当下生产力停滞、人均GDP持续下滑，这样的资金流向恐非国家所需。

对增长型投资过度征税，加上通胀指数化本身实施起来极为复杂，正是全球鲜有国家采用这一体系的原因所在。目前，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实行澳洲即将推出的这套资本利得税制度。

政府借由不透明的程序，完成了一次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驱动的税收掠夺，令人遗憾。澳洲税制的关键改革，需要更多的两党共识，也需要摆脱狭隘思维的束缚。

税制改革若要行之久远，必须建立在健全的经济学基础之上，并切实支持民众——尤其是年轻人——的储蓄与投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