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是一场战争！”前堪培拉黑帮骨干自述：20年青春换来的痛悟

一位前贩毒集团打手敞开心扉，讲述自己的犯罪生涯。图片由ACM提供

作为一名在首都领地出生长大的前贩毒集团打手，在过去20年的黑道生涯中，我目睹了无数足以让普通堪培拉人胆战心惊的罪恶交易。

在堪培拉，非法毒品市场猖獗，摩托车党盘踞。这里的毒品流通甚至自由到在市中心催生出了一条臭名昭著的“可卡因巷”（Cocaine Lane）。

与此同时，当地的监狱与其说是惩教中心，倒不如说是纳税人资助的游乐场——犯人们整天无所事事，除了吸食毒品就是打电子游戏。

在迷失自我、沉沦黑道之前，我也曾是一名循规蹈矩的普通公民，有着美满的家庭、稳定的工作和安稳的住所。

我出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就读于私立学校，从小接受着良好的道德教育，内心也有着极强的行为准则。但步入社会后，日复一日的枯燥生活逐渐将我消磨殆尽。随着家人的离去，我深陷于无尽的孤立与迷茫之中。

金钱诱惑与膨胀的野心

本世纪初正在建筑行业工作的我，恰逢高纯度药用冰毒和境外输入的可卡因在首都领地疯狂崛起，并迅速取代了传统的兴奋剂和大麻市场。

二十多岁的我，眼睁睁看着身边大批人马在这片暴利的新兴“毒品红利”中赚得盆满钵满。内心极度失衡的我暗自盘算：“这绝对是翻身的机会，我可以带家人去度假，买任何我想要的东西。”

后来我被一名帮派成员招募入伙。如今回想起来，那种拉人下水的方式极其自然，只要时机成熟，任何普通人在金钱面前可能都难以抵挡这种诱惑。

在暴利的诱惑与年少轻狂的虚荣心驱使下，我深陷其中，做出了一个彻底改写我人生轨迹的选择。

在随后的20年里，我一路攀升，逐渐成为了一个国际贩毒网络在当地的区域经理。这是一个一直自认为神不知鬼不觉、在地下暗中运作的黑帮帝国。

最开始，我扮演着“打手”的角色，专门负责陪同帮派高层向毒贩催收毒资，无数次置身于刀光剑影、枪支与暴力冲突的最前线。

在那些日子里，我既是施暴者也是受害者。那种血腥创伤唯一能类比的或许就是战场，但在这片泥潭里，根本毫无荣誉可言。

自从第一次惹上官司起，我便以惊人的速度在黑道深渊中迅速坠落，越陷越深，最终彻底接触到了有组织犯罪的核心层。

到后期，我的核心职责是看管价值数百万澳元的大宗毒品。有时，堪培拉周边的秘密安全仓库里，会一次性存放多达100公斤的可卡因。而我的任务，就是将这些货大批量批发给当地的小毒贩和各个非法的摩托车党。

2016年，堪培拉人在Verity Lane。图片由Karleen Minney提供

在金字塔的最顶端，我们向本地黑市大肆输送着一切能想象到的违禁品：可卡因、冰毒、海洛因、大麻、摇头丸、类固醇和非法枪支。

毒品去罪化：摩托车党的“好莱坞乐园”

值得注意的是，自从首都领地实施“少量毒品去罪化”政策后，这里的黑市愈发猖獗。由于高涨的本地需求，堪培拉在全澳乃至国际黑产圈都名声大噪。

作为一名曾经的卖家，能毫无顾忌地将毒品交到买家手上，而不用担心被买家转头举报，这对于犯罪分子来说简直是极大的胜利。

过去，如果警方在Civic抓到携带一克毒品的人，当事人在恐惧下为了脱身通常会供出上线。但现在的警察已经无法实施这种自下而上的基层打击了。

以前由于夜店严禁吸毒，吸毒者只能躲在厕所偷偷摸摸吸上一口；而现在，人们甚至可以大摇大摆地在酒吧门后社交，在“可卡因巷”里公然吸食。

周六晚上在Civic夜店外狂欢的人们。图片由Keegan Carroll提供

在附近的Garema Place，我曾多次目睹有人坐在大树下的公园长椅上公开吸食冰毒。一想到在这番腐化堕落的景象中，自己曾扮演着推波助澜的角色，我就感到无比揪心和自白。

回想起我年轻时第一次因藏毒被捕，曾被送往市中心的一家办事处参加分流教育计划。那时候，辅导员向我展示各类毒品对身体的影响，并大谈所谓的“减少伤害”。如今回看，他们其实不过是在试图淡化吸毒带来的道德污名和罪恶感。

不幸的是，如今的堪培拉已经成了摩托车党可以肆意作秀的“好莱坞乐园”。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无需承担法律后果的吸金中心，黑帮分子可以骑着重机车、身披印有帮派标志的皮甲招摇过市，却不会受到任何法律制裁。

与其他严禁帮派非法公开聚会的州和领地不同，首都领地在摩托车党眼里宛如极具魅力的天然秀场。他们将这里视为招兵买马、彰显实力的黄金背景板。

Bandidos非法摩托车俱乐部于2025年11月在Fyshwick举行了全国会议。资料图片

正因如此，像Comancheros和Bandidos这样的大型犯罪帮派才会不惜制作巨额预算，在堪培拉拍摄极其奢华的帮派宣传视频，以此塑造他们“法外之徒”的硬汉形象，源源不断地招募底层年轻“炮灰”。

滤镜破碎：真实的监狱并非如电影般森严

然而，天网恢恢，在暗处游走太久，代价终究会找上门来。

曾经的自己自恃背后的团伙根基宽广、关系通天，甚至天真地以为警方的雷达根本扫不到我的名号。

但多行不义必自毙，多年来我因持械和倒卖毒品屡次被公诉，累计下了累累案底，并在堪培拉著名的Alexander Maconochie Centre（AMC）中，断断续续地虚度了多年的监狱时光。

而可笑的是，只要你一入狱，曾经称兄道弟、利用我的黑帮帝国便会立即斩断与你的所有信鸽与联系。

Alexander Maconochie Centre一间住宿单元内。图片由Jay Cronan提供

黑道上有一条心照不宣的基础“规矩”——一旦落网，责任自负，你必须自己咬牙熬过刑期。然而，当冰冷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没有任何人来探监，也没有任何人提供一丝救济去照顾你墙外的家人时，刺骨的凄凉与绝望才会真正将你击碎。

我原以为监狱会像电影里那样，是一个守卫森严、压抑沉闷的中年铁汉俱乐部。但等我真正走进去才发现，AMC更像是一个放纵、混乱的“熊孩子俱乐部”。

在这里，囚犯与管教人员之间达成了一种极度病态的心照不宣：毒品的疯狂流入与大肆滥用被视作常态，根本无人监管，也截不断。

2014年，Alexander Maconochie Centre已决犯区域小屋内新建的公共休息室。图片由Jay Cronan提供

在我看来，AMC简直是这世上最容易滋生和温养犯罪的温床。我们每天唯一被强制要求离开床铺的时刻，就是下午三点进行的长达两分钟的例行简短点名。

其余的时间，囚犯们可以用一天甚至数周瘫在套房里看看电视、打打最新款的游戏机、点高档的外卖，并享受源源不断的地下毒品供应。

对于那些原本在街头风餐露宿、靠每天偷抢买粉的吸毒流浪汉来说， AMC里的生活，反而荒谬地成了他们一生能享受到最奢靡幸福的港湾。

高墙内外的权钱交易：狱警沦为运毒工具

高墙内部秩序的极度混乱和教育改造机制的全面缺失，为摩托车党以及各种有组织犯罪集团扩张势力提供了绝佳的“孵化池”。

我亲眼目睹那些帮派高层如何像凶残的猎手一样，在大楼里死死盯上脆弱的年轻犯人。这些孩子大多挣扎在毒瘾折磨中，从小父爱缺失，从未接受过像样的家庭或学校教育。

2014年，Alexander Maconochie Centre一间牢房的内景。图片由Jay Cronan提供

因为极度温顺、渴望群体的认可、一处暂时的庇护，这些年轻人极易沦陷。帮派高层则巧妙地利用了这些温痛，将违禁品或毒品作为奴役和支配他们的绝对筹码。

这些在狱中彻底孤立、精神已被瓦解的犯人，一出狱就会被迅速招募为可以随时丢弃的低成本炮灰，被派去街头贩毒、实施恶劣的暴力袭击或帮派火拼。

在这种极度病态畸形的关系中，最令人发指的是，这些穷困潦倒的年轻人每周还必须向帮派缴纳高昂的“会费”（动辄数百澳元），而目的，仅仅只是为了能披上那件和俱乐部混在一起的“面子”皮甲。

但如果没有毒品和智能手机源源不断地供给，这些帮派大佬们根本不可能在狱中握有如此只手遮天的生死特权——而这一切污垢的背后，则是腐败的看守人员在层层分肥。

Alexander Maconochie Centre的访客指示牌。图片由Karleen Minney提供

在我服刑后期，批量违禁品流入高墙内的主要途径，根本不是来自家属探监时的偷偷藏匿或无人机投掷。大家都心里有数——是那些被拉下水的狱警在直接运货，以及不断被送入的新犯人利用身体死命拖带。

我很清楚某几个特定的狱警。他们收受了墙外帮派的巨额现金贿赂，神色自若地携带着海量毒品和数部智能手机，大摇大摆地从监区正大门安检口走过。

在AMC内部，只要拥有一部走私进来的智能手机，你就是说一不二的“无冕之王”。你可以在一平米的牢坑里稳坐江山，指点、指挥外面的毒品网络运作，或是用电话肆意恐吓其他囚犯瑟瑟发抖的妻子，逼迫他们汇款数千澳元来抵偿高墙内的毒债。所有的一切，都在牢房里运作得炉火纯青。

我曾无数次目睹在这种毫无制度和约束的腐败机制下，监区秩序是如何惨烈崩塌的。生活环境日益恶化，想改过自新的人根本得不到任何心理建设或戒毒项目。这里每天都在死人，我曾亲眼看着隔壁牢房的年轻人，因为注射了高浓度阿片类药物而在大理石地上痛苦扭动，在无尽的凄惨中悲惨死去。

一名身穿制服的狱警身上可见首都领地惩教署的标志。图片由Bageshri Savyasachi提供

巨大的挫败感与无尽的愤怒，终于将浑浑噩噩的我撞向了人生的南墙。如今，我已经重获自由一年有余。走出这道地狱般的铁栅栏后，我的人生视角发生了解构式的巨大反转。

迷途知返：重返正轨的“幸存者”

作为一个被司法和犯罪体制吞噬、耗费了大半生的前科犯，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意识到光阴的寸秒寸金。充其量，我不过是一个在黑产中碰了一鼻子灰的失败罪犯，但我依旧认为自己是一个足够幸运的幸存者。

与那些依然留在生冷牢房里、虚度青春的绝望年轻人不同，我很庆幸自己还存有一点做人的基础，甚至还有一次做回好人的罕见良机。

最后一次走出AMC的大门时，我怀着极其忐忑的心情主动联系了朋友与家人。彼时我感到自尊尽失，也深明自己成了他们人生的不齿污点。过去犯罪留下的冰冷烙印无情地横亘在我们之间，但我必须低下头，找回我的自尊。

我依稀记得，当时我哭着对他们说：‘我的状态一塌糊涂，但我真的不想再这么下去了，这种深渊般的下坠实在太沉重了。’

幸运的是，一位挚友在最艰难的时候收留了我，为我提供食宿与全力的支持，我的伴侣也竭尽全力帮我保住了那点少得可怜的财产，陪伴在这块千疮百孔的废墟上重建新的人际网络。

眼睁睁看着这套名为空壳的所谓惩戒系统，完完全全地在从头到尾摧毁、辜负着失足者的希望，我迫切地想大声呐喊去揭开犯罪黑道的极寒真相，以及那些纵容罪恶繁衍的制度毒瘤。

在此，我真诚地呼吁堪培拉人认真思考一个根本问题：我们的司法惩戒体制，究竟对社区产生了什么样真正的改变？

一个更安全、美好的城市环境，不仅需要法治框架下严肃的追责问责，更需要建立良好的平衡——积极的引导改造，以及对释囚在重建新生时提供最迫切的扶住支持。不仅要盯紧犯罪发生那一刻的严刑高筑，更应该看重他步出地牢、迷途知返时那条漫漫的洗心革面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