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因为一口牛奶和一杯咖啡，杀人真凶终落网！堪培拉27年悬案告破

两栋房子，三起入室盗窃，伴随着惨无人道的暴力袭击，以及藏匿于地板下的10多万澳元巨款。

这一切，最终导致了72岁祖母 Irma Palasics 的惨死，也构成了堪培拉历史上最久远的悬案之一。直到一个戏剧性的 DNA 匹配结果出现，才终于将凶手绳之以法。

1999年，两名蒙面暴徒强行闯入 Irma 和 Gregor Palasics 夫妇位于堪培拉的家中。夫妇二人遭到残酷殴打，并被死死堵住嘴巴捆绑起来。Gregor 后来向警方回忆，暴徒将他与妻子强行分开，他只能在房子的另一端听着妻子传来一阵阵“凄惨”的尖叫声，直到声音彻底消失。Gregor 虽身受重伤幸免于难，但 Irma 却不幸身亡。

由于 Irma 伤势过重，验尸法医甚至无法确定其具体死因。当时有一种推测认为，她的鼻子被打断，嘴巴被胶带死死封住，最终窒息而死。

案发现场的地毯和靠垫上可见血迹。

Irma和Gregor Palasics被闯入者堵嘴并捆绑。

Irma和Gregor Palasics费尽心思藏匿钱财，而闯入者则决心找到它们。

厨房所有的抽屉和橱柜都被打开并清空。

Irma和Gregor家空荡荡的电视柜。

Gregor用以拨打000求助的电话上可见血迹。

案发后，取证人员在现场仔细搜查了数天，警方讯问了超过300名嫌疑人。尽管警方为寻找凶手悬赏巨额奖金，但所有线索最终都走进了死胡同。这桩惨案也成了堪培拉历时最久、最棘手的未解谋杀案之一。

Irma、Gregor和他们的女儿Liz（中）与家人在匈牙利的合影。

Irma 自小在匈牙利的一个大家庭中长大。他们的女儿 Elizabeth Mikita 至今仍清晰地记得，1956年当苏联的局势威胁到匈牙利时，父母是如何艰难决定逃离家园的。

Irma和Gregor在1956年逃离匈牙利后，在澳洲安顿下来。

Elizabeth 接受澳广节目 7.30 采访时提到，母亲当时为俄国人做清洁工，由于相处熟络，那些俄国人私下警告她边境即将关闭，必须尽快离开。在母亲的极力劝说下，父亲被迫放弃了建了一半的房子和工作，用自行车载着大女儿，母亲怀抱着仅八九个月大的小女儿，一路艰难步行跨越奥地利边境，最终在1957年抵达澳洲安顿下来。

Irma和Gregor于1957年抵达澳洲，随后在他们位于堪培拉的家中安顿下来。

逃离家乡时，这家人身上只有换洗衣物和护照。所幸，他们对在澳洲过上更好生活的祈祷得到了回应。

这个家庭抵达澳洲后，经营了一家成功的生意。

他们在堪培拉成功经营着一家橱柜制造企业，家庭也不断壮大。对这对勤劳的夫妇来说，成为劫匪的目标，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噩梦。

Irma和Gregor是堪培拉匈牙利社区中备受欢迎的成员。

三年三起袭击

1999年的那场惨案，实际上是他们遭遇的第三次入室抢劫。

1997年，当 Palasics 夫妇正在当地的匈牙利俱乐部活动时，他们藏在旧居地板下的10多万澳元现金被人洗劫一空。

1997年，Palasics夫妇藏在旧居地板下的10万澳元现金被盗。

女儿 Elizabeth 对此感到难以置信。她回忆道，自己当年曾大笑并质问父母，为什么要把10多万现金放在地板下面，而母亲当时天真地以为，那样藏钱没人找得到。

孙子 John Mikita 透露，这笔巨款当年其实是被藏在丹麦曲奇饼干罐里的。他解释说，由于父母当年逃难时一无所有，因而对银行深怀警惕。当时有大约五到十个曲奇罐，最上面的几个确实装有饼干，而最底下的罐子打开，全是塞得满满的百元钞票。

然而，这起严重盗窃案发生后，一直没有任何人被起诉。

一年后，恶梦再度降临。当时 Irma 晚上去花园摘柠檬准备泡茶，不料与一名闯入者迎面相撞。她被一拳狠狠打倒在地，但在同伙和暴徒逃跑时，她勇敢地扯下了对方的蒙头头套。

负责最终调查的警长 Craig Marriott 称赞，那是 Irma 非常勇敢的一次举动。这为警方留下了至关重要的证据，在多年之后，正是这个证据对指控嫌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遭遇这次袭击后，极度不安全的阴影将 Irma 彻底笼罩。夫妇俩被迫搬到了城市另一端的 McKellar 区，原以为换个地方就能重获安宁。

然而，正是这次搬家将他们推向了无底深渊。1999年，两名暴徒再次找上门来，将新家翻了个底朝天。他们最终在烤箱底部的隐蔽隔层里，搜刮走了3万澳元现金，并残忍地夺走了 Irma 的性命。

3万澳元现金藏在这个隐蔽的隔层里。

暴徒随后带着抢来的现金消失在夜色中，但他们却在现场留下了能置自己于死地的关键铁证。

Gregor Palasics看到其中一名男子从冰箱里拿出一个容器喝水。

案发后，Gregor 记起曾目击其中一名男子从冰箱里拿出一个容器大口喝水。

水壶和牛奶瓶上有两个未知DNA样本。

法医技术人员对家中的水壶和牛奶瓶进行检测，成功分离出两组未知的 DNA 样本。虽然在1999年这些样本无法进行比对，但它们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警长 Craig Marriott 坚信，利用这些 DNA 破案只是时间问题。这两个未知样本随即被录入了国家 DNA 数据库。

直到2019年，转机终于出现。一名名为 Steve Fabriczy 的男子在维州留下的 DNA 样本，与当年牛奶瓶上的检出样本完美匹配。警长 Marriott 透露，Steve Fabriczy 曾因参与一起合谋劫持香烟货车案被维州警方采集过样本。

不过，仅凭一个指印式的 DNA 匹配还不足以构筑起毫无破绽的证据链，警长 Eloise Bradley 随即协助对他展开了深入的行为特征画像。

警长Eloise Bradley协助对Steve Fabriczy进行侧写。

“到我们敲开他的大门实施逮捕的那天，我们已经对他有了深入且切身的了解，”Bradley 警长表示，“而这也成了我们在后续策略中成功的关键。”

“大佬”卧底计中计

为了彻底撬开对手的嘴，2022年 Fabriczy 前往匈牙利度假时，澳洲联邦警方联手匈牙利警方，对其展开了严密监控。在其返澳后，一场代号“大佬（Big Boss）”的跨国卧底大网正式收拢。

这项经典卧底计谋涉及搭建一个虚构的“犯罪集团”，并以高薪招聘为由诱捕目标。在为其虚构集团暗中工作八个月并分得1万澳元后，Fabriczy 被引诱前往墨尔本皇冠赌场（Crown Casino）开会。

在会议室里，一名伪装成“黑帮大佬”的卧底探员开门见山地告诉他，他的 DNA 在堪培拉一宗凶杀案中暴露了，但只要他对集团说真话，组织就能帮他抹平一切困难。

警长 Bradley 直言，在诱人利益和自保本能的驱使下，Fabriczy 在当时根本毫无防备，完全顾不上怀疑这是个陷阱。

然而过程并非一帆风顺，Fabriczy 在最初透漏案情时极为抗拒和迟疑。

警长Craig Marriott在查看案件照片。

可一旦防线崩溃，Fabriczy 便全盘托出，坚称自己当时只是去帮一位名叫 Joseph Vekony 的朋友。对卧底探员，他也急于洗白自己，大声辩称自己去只是为了求财，绝对没有杀人。

事实上，Vekony 的名字早已出现在警方的嫌疑人名单上。为了神不知鬼不觉地获取他的 DNA，警方秘密尾随了他从墨尔本直至 Cape York 的漫长公路旅行。在抵达昆州边界的一处歇脚点时，警员迅速回收了他顺手丢弃的塑料咖啡杯。

经过比对，这只咖啡杯上的 DNA 不仅与1999年谋杀现场水壶上的未知样本完全温合，更与1998年 Irma 在遇袭反抗中扯下的橡皮面罩上的样本不差分毫。这说明，Vekony 两次参与了针对这对夫妇的残暴劫掠。

咖啡杯上的DNA与1999年入室盗窃案中水壶上的未知DNA，以及1998年入室盗窃未遂案中的一个头套上的DNA吻合。

2023年底，这两名在中老年才被最终锁定罪证的嫌疑人在堪培拉落网。Fabriczy 依然坚称自己并未构成致命伤害，而 Vekony 则装聋作哑，坚称自己从未去过堪培拉。

Steve Fabriczy于2023年被起诉。

Steve Fabriczy一直否认参与了导致Irma Palasics死亡的暴力行为。

Joseph Vekony（中）在被捕后与警长Eloise Bradley和警长Steven Salleo合影。

警探们说，当警察逮捕Vekony时，他显得很惊讶。

警长 Bradley 回忆，当他们登门逮捕 Vekony 时，他脸上写满了震惊：“他身上带有一种自负，甚至傲慢，觉得自己早就把当年做的恶行洗刷得一干二净了。”

最终，堪培拉法院陪审团裁定两人过失杀人罪名成立，但更严重的蓄意谋杀罪名因证据链不足而未予支持。同时，两人还被判犯有一系列其他严重罪行，包括严重人身伤害以及入室窃劫。

身患肝癌的 Vekony 是在病房里听到这一判决裁定的，他同时被判1998年袭击 Irma 的罪名成立。

家人心中仍存“伤痛与困惑”

迟到二十四载的判决宣布后，受害者家属虽然感到一丝如释重负，但更多的是未消的焦虑和心理创伤。

Irma Palasics的家人从未放弃找到行凶者的时间。

Elizabeth Mikita，Irma Palasics的女儿。

“我闭上眼，脑海里就全是妈妈生前遭到凌虐暴打的惨象。那种深沉的恐惧和死前的绝望，我这一生都无法忘怀，更无法抹去，”Elizabeth 绝望地痛哭道。

对此，John Mikita 坦言，这起罪行造成的心理创伤具有极其恐怖的代际破坏力，不仅毁了当晚的 Irma 和 Gregor，也彻底侵蚀改变了整个家族几代人的生活轨迹。截至目前，关于这两人为何能数次精准锁定其祖父母家的藏钱之地，背后是否还另有“深暗关系”，仍是一个解不开的谜。

John Mikita说，关于此案仍有许多未解之谜。

最令 Elizabeth 心碎的是，这两个凶残的暴徒竟然跟她的父母一样，同为匈牙利籍。

Elizabeth Mikita仍然难以理解为何母亲会被匈牙利同胞杀害。

“这像是一把刀狠狠剜在我心窝里，”Elizabeth 痛苦地说，“我无法理解，同处异国他乡，身为同胞，他们怎能对相濡以沫的自家人下此毒手？”

与此同时，由于最终谋杀罪被降格为了过失杀人罪，家人们深感忧虑。John Mikita 难掩失望地表示，他们原先苦撑多年，最大的诉求便是希望凶手能被判处无期徒刑。而现在的定罪，很有可能意味着两人根本无法受到应有的公正严惩。

据悉，这两名残忍的暴徒将于今年8月接受堪培拉最高法院的最终量刑裁决。